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从武汉出土文物看千年江城变迁

何以江城？答案就藏在奔涌的(de)长江(chángjiāng)里。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长江日报记者探访(tànfǎng)考古、历史(lìshǐ)及古建(gǔjiàn)专家，解码武汉如何从“九省通衢”的地理枢纽，成长为长江文明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以武汉文物为线索，系统梳理了从商周至明清时期武汉在长江文明中的历史坐标，揭示文物背后长江贸易、文化融合与城市演进的深层(shēncéng)脉络。 兽面纹十字孔青铜尊(zūn)。 青铜器(qīngtóngqì)里的长江文明源头： 盘龙城与商王朝的南方(nánfāng)经略 “武汉的城市史，可以从一件(yījiàn)青铜器讲起。”任晓飞首先向记者介绍了出土于黄陂王家嘴墓地的兽面纹十字孔青铜尊。这件商代(shāngdài)礼器肩部夔纹凌厉，腹部兽面威严，其铸造工艺(gōngyì)与中原青铜器一脉相承，却蕴含江汉地域的独特(dútè)审美。“它(tā)不仅展现了商代青铜工艺的独特审美，也实证了这一区域在商王朝南土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这件青铜尊的发现地(dì)——盘龙城遗址，将武汉的城市(chéngshì)历史追溯到了3500年前。作为(zuòwéi)长江流域迄今发现保存最完整的商(shāng)代早期城市遗址，夯土(hāngtǔ)城垣、宫殿基址、玉器、青铜器等遗存表明，盘龙城并非边陲之地，而是商王朝精心经营的南方据点，标志着武汉地区已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网络。 任晓飞特别提到“玉戈之王”——出土于李家嘴(zuǐ)3号墓(mù)，长达94厘米的大玉戈：“这件器物不仅体现了(le)(le)巫礼文化对权力的象征(xiàngzhēng)需求，也昭示了盘龙城主人在王朝体系中的特殊身份。”而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金片绿松石镶嵌龙形(lóngxíng)器，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金玉嵌饰之一，其夔龙形制、工艺构思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进一步证明了商代王权、工艺与信仰已深入江汉地区。 长江(chángjiāng)防御与漕运体系下的城市转型 随着历史演进，武汉的(de)(de)战略价值在三国时期凸显。孙权筑夏口城（今武昌蛇山），将其纳入东吴江防体系。黄陂滠口出土的青瓷坞堡，生动(shēngdòng)还原了当时(dāngshí)的军事聚落形态。“围墙、角楼、谷仓的细节，说明这里已是具备自给能力的区域性中心。”任晓飞分析道。洪山石咀铜弩机上的铭文则(zé)更具戏剧性——“郎吏缪曜(móuyào)私弩(sīnǔ)、将军郑贵私弩、将军赵濯私弩”，三人曾先后掌控此弩。“一件兵器串联起三国人物浮沉，也折射出武汉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历史宿命。” 至隋唐时期，武汉(wǔhàn)因漕运勃兴(bóxīng)迎来转型。李白“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诗句，赋予武汉“江城”的文化标识(biāozhì)，武汉博物馆展出的一件件唐代人物陶俑(táoyǒng)则勾勒(gōulè)出市井繁华。“胡人俑、武士俑、仕女俑同出，说明唐代武汉已是多元文化交汇的港口城市。”任晓飞指出，安史之乱后，江汉漕运成为唐王朝(wángcháo)的经济命脉，鄂州节度使牛僧孺重修城垣、统辖两岸，为后世“三镇一体”奠定基础。 长江(chángjiāng)贸易网络中的武汉角色 宋代是武汉枢纽地位确立的(de)关键期。湖泗窑出土的宋影青釉“瓜棱执壶”，以其温润釉色颠覆了“湖北无宋瓷”的认知。“这些瓷器(cíqì)通过长江水系远销各地(gèdì)，证明本地手工业(shǒugōngyè)已深度融入长江贸易网络。”任晓飞(rènxiǎofēi)强调。南宋时，鄂州更因岳飞(yuèfēi)驻军和湖广总领所的设立，成为统筹数路财赋的军政中心。“货币流通与官署遗迹显示，武汉已从军事要塞转型为经济枢纽。” 明清时期，武汉三镇格局最终定型。明末清初的《江汉揽胜图》以恢宏笔触记录了这一巅峰：武昌城楼巍峨(wēié)，汉阳(hànyáng)码头繁忙，汉口商船云集。二妃山明楚王墓出土(chūtǔ)的成化蓝釉执壶、青花(qīnghuā)龙纹碗等(děng)器物，则揭示了王府贵族对长江流域奢侈品的消费能力。“汉口在明代中后期崛起(juéq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正是长江贸易推动城市功能分化的结果 。” 文物里的长江(chángjiāng)文明启示： 开放与融合的(de)永恒主题 回顾(huígù)武汉文物呈现的长江(chángjiāng)文明史，任晓飞总结出三大鲜明特质：首先是枢纽性，从商代铜矿运输到明清漕粮贸易，武汉始终是长江流域(chángjiāngliúyù)资源流通的关键节点，承担着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重要使命；其次(qícì)是包容性，三国时期的青瓷坞堡、唐代胡人俑、宋代影青瓷等文物，生动展现了(le)不同文化在这片土地上(shàng)相互影响、融合共生的历史进程(lìshǐjìnchéng)；最后是创新性，无论是盘龙城青铜器对中原工艺的本土化改造(gǎizào)，还是湖泗窑独创的瓷器技术，都彰显出长江先民在吸收外来文明基础上勇于创新的精神特质。这三个特质共同(gòngtóng)构成了武汉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文化内涵。 “《江汉揽胜(lǎnshèng)图》中穿梭的帆影，与今天长江航运的巨轮遥相呼应。”任晓飞说，“文物告诉我们，武汉的基因里始终流淌着开放与变革的血液，这(zhè)正是长江文明(wénmíng)千年不衰的密码。” 从商周青铜到明清瓷画(cíhuà)，武汉的(de)文物犹如一把钥匙，解锁了长江文明从萌芽到鼎盛的历史进程。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背景下，这些物证不仅诠释着“江城(jiāngchéng)”的独特(dútè)魅力，更为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长江日报记者(jìzhě)樊友寒）